今有疑难可问谁？

　　刘世南先生，古典文学学者，古籍整理专家、诗人，江西省《豫章丛书》整理编委会首席学术顾问。
　　刘世南先生1923年出生于江西吉安。幼年开始由父亲指导诵读古书十余年，接受正式教育至高一而止。曾先后在吉安、遂川、永新、新建等地担任中学语文教师。以《谈古文的标点、注释和翻译》《对<李白与杜甫>的几点意见》 《关于宋诗的评价问题》等学术论文始为学术界重视，与学术名家钱锺书、钱仲联、吕叔湘、朱东润、程千帆、屈守元、白敦仁等先生有密切的学术交往。
　　业师刘世南先生走了!刘世南先生8月1日晚遽归道山，捐馆舍而逝!
　　虽然半个月前，我们知道刘老师身体不适,尤其是不能进食;虽然也知道刘老师岁近期颐，得享高寿，可是，我们仍然觉得太快，太突然了!
　　不知道是冥其中的安排，还是巧合。一个星期前，我结束了手头一些比较急的工作，宽余几天，心里挂念着刘老师的近况，突然想到要把刘老师的被称为“清诗研究的九大经典著作”( 张仲谋教授语)之一的《清诗流派史》和《清文选》拿来再重读一次。我先拜读《清诗流派史》。刘老师在其大作的前言中说“全书以事实说明如下规律”，即清诗流派的四大规律。我在当年拜读时写了一句心得:“ 刘师此书坚持了这一条，无任何空谈。”如今再读到书中对释丽可的评价:“皈依 佛法的函可，一颗心不但不寂灭，反而为国家民族的兴亡燃烧着。”“函可 是铮铮铁汉”，“他的伟大人 格对敌人来说，永远是威狞的”!“奇士奇文， 是杀不死烧不尽的，因为他们和它们永远活在不愿意跪着活的人们的心底”。再次深受震撼，这是振聋发聩的评价呀!正如葛云波所说:“不仅是将他 (释函可)推上诗史，更是要将他推上民族的精神史!
 (葛云波《清诗研究的“经典性”成果》，《光

　　辈的学者，甚至是知名学者，包括早在1979年就对郭老的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提出批评，八十年代初对宋诗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看法;指出“新妇初婚议灶炊”出典的误解，“西方之书”含义的的错误，等等。读读《在学术殿堂外》中的《刊误难穷时有作》便可知道。刘老师在图书馆读书，无意中读到一本年轻学者写的近代史著作，便发现“由于作者对国学的经典著作不熟悉，以致引用古籍时，标点符号错了很多，而引用后偶一发挥，便成为郢书燕说。加上古书接触很少，更不明古文章法，所以断句多误。”
　　(《在学术殿堂外》P236)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情况，先生一直是忧心忡忡，于是给多人写信，一直写到教育部。他提出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7点建议(见《在学术殿堂外》P206)，并大声疾呼: “不能再轻视基础培养了”!
　　刘先生刊误纠谬的文章，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，但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赞赏，钱钟书先生称他的匡谬正俗文章是“学富功深”、“ 指摘时弊，精密确当，有发聋振聩之用”(《在学术殿堂外》P5)。当时有人戏称，学术界有二位警察，所谓:北吴南刘。北吴，指北大吴小如先生;南刘，即指刘世南先生。似诚非虚言!刘老师曾说过:写论文不外乎二点，一是“新”，二是“深”。你发现了新的材料，这是“新”。你的论述和论证，比别人深人，这是“深”。有了这个“深”，也就是“新”。要记住顾炎武的话:“ 前所未有，后不可无。”对于古籍整理，先生说:“注释不是依靠 工具书就能做好的，关键在于读书。也就是说，根柢必须深厚、扎实。否则必然是盲人扪象，郢书燕说。”(《在学术殿堂外》P33)还说:“学术之影响力，不在于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威，而在于其自身之深度与创新。”这样的教导，让我们永志不忘!可惜现在听不到了!
　　近几年，每年同窗刘松来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答辩，都邀请我参加。刘世南老师虽没参加论文答辩，但是每次答辩结束，我们都会相聚一次。每次的相聚，我们都可以再次亲聆聲效，相谈甚欢。
　　可如今，刘世南老师驾鹤西去，心有疑难可问谁? !呜呼!

[作者简介]

　　郭丹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明日报》2004年7月14日书评版)再读到他对钱谦益迎降的动机以及后又从事抗清复明的活动的分析、吴伟业仕清原因的分析，倍觉深刻(《清诗流派史》P62、P94)。读这一节，我曾几次想请教刘老师，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关系，坊间的流传是否真实?诸如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明志，钱谦益说水太冷之类的，到底是否真实?此外，当年拜读《流派史》时也还有-些存疑的问题想请教。可是，全书还未重读完毕，岂料刘老师遽归道山!如今，学有疑难可问谁? !
　　回想1984年我们研究生人学，刘方元和刘世南二位导师指导我和刘松来二人。初见刘世南老师，是在1984年5月研究生复试的时候。那-一次,因为刘世南老师没怎么问话，并未留下深刻印象。人学后，刘方元老师给我们讲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刘世南老师讲《左传》《庄子》。

　　刘世南老师是真正的学人，真正的读书人。他称钱锺书是“文化昆仑”“读书的种子”， 其实世南老师自己就是一位真正的读书种子!人学不久，我们便听说刘世南老师是个渊博的硕儒，能背许多古书，学富五车。他自己说过，他年轻时跟着前清秀才的父亲读了十二年的古书，“熟读了《小学集注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纲鉴总论》等古书，而且“全部背诵!”(见《在学术殿堂外序》)不久，这个说法便被证实。因为刘世南老师给我们上《春秋左.传》的课，便知道他对《左传》是真能背诵的。

　　刘老师讲《左传》，不论哪个章节，信手即可道出，是不用查找《左传》原书的。
　　如果说会背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尚且不奇怪的话，因为它们都是诗歌，有韵，好背，能背《左传》这样的散文巨著，谈何容易!其实不止《左传》，先生对“十三经”，对《文选》，对《庄子》，对史籍，对词章学，都下过很深的工夫。再如先生在批评有人对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两句的误解时，不但指出王勃套用了庾信的《华林园马射赋》，而且举了宋王观国《学林》、宋王琳《野客丛书》、晚清周寿昌《思益堂日札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、欧阳修《昼锦堂记》等古籍加以论证(《在学术殿堂外》P6)。如果不是博闻强记，就未必能如此举证。古典文学研究，最忌单文孤证。先生如此征引，宏富有力，令人信服。这就是真正的学问!

　　这些，如今还有哪位读书人能做到?但是，刘老师就是如此，正如他自己说的:“因为我由先父口授，背诵了十二年古书，其中包括《左传》。这些古书已化为我的血肉。”(见《我为神州惜此才》，《南方周末》2020年5月14日C24阅读)刘老师说:“为 了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,第

　　一，必须认真读书，尤其要根柢扎实。”(见《师友偶记》P178)读书，已经成为刘老师的一种生活方式，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活方式。在学校的人，无论何时，到校图书馆阅览室，都可以看到刘老师在读书。( 刘老师说:文革中毁了我两代藏书，折合银元不下四五千元，因而“文革”后我不再买书。( 见《师友偶记》P117)所以他都是在图书馆看书。)我毕业后好多年，刘老师都是在每年的年三十下午，在阅览室给我写信。记得有一次信上说:现在是除夕下午近4点钟，图书馆阅览厅里只有我和张馆长两人;张馆长亲自值班，坐在阅览厅陪我，等我读书读到4点关门，现在正看着我微笑。所以，先生在《清诗流派史》书后诗云:“忆昔每岁除，书城犹弄翰。万家庆团圈，独坐一笑粲。”实乃真实写照。(见《清诗流派史》P517)就在今年5月份，他还叫杜华平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给他看。只要他精神尚好，他就想到要看书!
　　刘老师的阅读面是非常广泛的，他时时注意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，也时时注意新的理论。他读到蒋寅的几本著作，给予高度的称赞，并断言:“蒋寅将远远超过我”(见《师友偶记》P22)。读到时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的《以主动改革应对中东巨变》一文，他大段的引述赖的文章，对赖提出的“中国应主动加快改革”的看法表示认可(见《师友偶记》P174)。他读了资中筠、徐秉君、廖静农等人关于“民主”的论述，有了“三悟”(见《师友偶记.谈公天下及其他——读书三悟》P190)。他甚至读英语书籍。在文革中他自学英语，读英文版《毛选》，一直到九十多岁还在背英语单词。人们只要去读读刘老师的《在学术殿堂外》和《师友偶记》就可以知道，刘老师从来就不是只知固守古代经典的人，而是有满腔的淑世情怀!他说:“吾受五四之熏陶者至深，家国之念弥切，以为学者当为君子儒，伏案功深，非徒美七尺之躯而已。故平生所愿学者，亭林(顾炎武)与鲁迅
也。”(见《我为神州惜此才》)

　　多年前，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，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、发的感慨，其实古人全都说过。只是我们读书少，不知道而已。我想，正因为先生熟读了古人之书，才有话都被古人说完的感叹。就象清人赵翼说的:“古来佳句本 无多,苦恨前人已说过。”但是，刘老师写文章，古籍典故都是信手拈来。就在去年，已经是九十八岁的老人家，为纪念罗宗强先生去世，还写了《我为神州惜此才》的文章，用文言文写的一千五百字的文章，就引用了五篇古文典籍，十二、三个典故。如果不是对古籍的熟悉，如何能做到这点。

　　也正因为对古代典籍的熟悉，刘老师读别人的文章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。这包括对老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