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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必须认真读书，尤其要根柢扎实。”(见《师友偶记》P178)读书，已经成为刘老师的一种生活方式，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活方式。在学校的人，无论何时，到校图书馆阅览室，都可以看到刘老师在读书。( 刘老师说:文革中毁了我两代藏书，折合银元不下四五千元，因而“文革”后我不再买书。( 见《师友偶记》P117)所以他都是在图书馆看书。)我毕业后好多年，刘老师都是在每年的年三十下午，在阅览室给我写信。记得有一次信上说:现在是除夕下午近4点钟，图书馆阅览厅里只有我和张馆长两人;张馆长亲自值班，坐在阅览厅陪我，等我读书读到4点关门，现在正看着我微笑。所以，先生在《清诗流派史》书后诗云:“忆昔每岁除，书城犹弄翰。万家庆团圈，独坐一笑粲。”实乃真实写照。(见《清诗流派史》P517)就在今年5月份，他还叫杜华平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给他看。只要他精神尚好，他就想到要看书!
刘老师的阅读面是非常广泛的，他时时注意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，也时时注意新的理论。他读到蒋寅的几本著作，给予高度的称赞，并断言:“蒋寅将远远超过我”(见《师友偶记》P22)。读到时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的《以主动改革应对中东巨变》一文，他大段的引述赖的文章，对赖提出的“中国应主动加快改革”的看法表示认可(见《师友偶记》P174)。他读了资中筠、徐秉君、廖静农等人关于“民主”的论述，有了“三悟”(见《师友偶记.谈公天下及其他——读书三悟》P190)。他甚至读英语书籍。在文革中他自学英语，读英文版《毛选》，一直到九十多岁还在背英语单词。人们只要去读读刘老师的《在学术殿堂外》和《师友偶记》就可以知道，刘老师从来就不是只知固守古代经典的人，而是有满腔的淑世情怀!他说:“吾受五四之熏陶者至深，家国之念弥切，以为学者当为君子儒，伏案功深，非徒美七尺之躯而已。故平生所愿学者，亭林(顾炎武)与鲁迅
也。”(见《我为神州惜此才》)
多年前，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，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、发的感慨，其实古人全都说过。只是我们读书少，不知道而已。我想，正因为先生熟读了古人之书，才有话都被古人说完的感叹。就象清人赵翼说的:“古来佳句本 无多,苦恨前人已说过。”但是，刘老师写文章，古籍典故都是信手拈来。就在去年，已经是九十八岁的老人家，为纪念罗宗强先生去世，还写了《我为神州惜此才》的文章，用文言文写的一千五百字的文章，就引用了五篇古文典籍，十二、三个典故。如果不是对古籍的熟悉，如何能做到这点。
也正因为对古代典籍的熟悉，刘老师读别人的文章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。这包括对老一